韩国教育的精神

 教育成了韩国经济振兴的原动力，那么，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得以在教育上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上述那样的繁荣局面呢?这还要从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去寻找。韩国教育的巨大成就，来自韩民族全体人民的通力合作和鼎力支援。要想说透这个原因，还得从民族学的意义上来看韩民族的文化特性。
1、崇尚儒家伦理、崇尚教育的民族传统
现代韩国是保持儒学传统较多的国家，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有两个例子便可证明，一是韩国通用的三张重要钱币(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有两张是儒学大师的头像，即李粟谷和李退溪；一是韩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保持全国祭祀孔子的国家。中古以前的孔子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古代的朝鲜人是以农耕方式谋生的民族，耕牛是每个农家不可缺少的，但是，乡村农民没有钱给孩子交学费时，宁可卖掉耕牛也要让孩子读书。在以儒教为国教的李朝时期(1392?1910)的“两班”贵族中，知书达理的文臣长期位于武臣之上。接受良好的儒理教育不仅成为官运亨通之条件，也成为民众中一种自觉的人格追求。“李朝时期的1300万人口中有书堂16000所，相当于800人中就有一所学堂，而当时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3000万人口拥有11000个寺子屋，相当于1700人拥有一所寺子屋，可见朝鲜民族的教育热。”
即使在近代，饱经苦难的韩国人仍然“位卑未敢忘教育”。19世纪中叶开始，朝鲜民众为生计所迫，大量移居中国东北和前苏联东部沿海等地，尽管他们刚移居新地时苦不堪言，朝不保夕，但仍在移居地先办私塾。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后，许多爱国志士离开故土，在世界各地首提“教育救国”，认为民族的生存之路在于教育，他们在所到之处先设学校或办夜校。1945年光复后，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中的有识之士纷纷捐出土地，兴办高等学校。60年代中期，当韩国国民收入还处于人均200美元时，全国人民就一起勒紧裤带，实现了全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为后来的教育繁荣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2、现代经济意识的驱动力
如果说丰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为韩国人铺垫了全民重教的文化底蕴，那么，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又使得韩国人在教育上有了创新意识的追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韩民族首先认识到了教育振兴经济、教育兴邦强国的道理。70年代全国普及中等教育的成果，为全韩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训练了大批熟练劳动者，80年代大学入学率的增高又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准备了智力资源，而90年代研究生院的翻番，又为韩国知识经济环境下高科技密集型的产业准备了尖端人才。“经济的发展靠科技，科技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产生靠教育”，这在韩国民族群体中早已成了共识。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她)的“学历病”(这是韩国对广大年轻人如醉如痴追求学历的戏称)也是有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的。“青年人要求上大学有种种理由，但其中最主要的还在于大学文凭是有经济价值的。
但韩国教育事业的发达既有稳固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适应性的根本驱动力，还是因为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韩民族经久不衰的教育热加速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一大批有为的企业家、实业家，促进了韩国经济高速而持续的发展，而这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力，又刺激和鼓舞中产阶级们再慷慨解囊出资办教育，从而为更高层次上的竞争创造条件。我们知道，韩国的中产阶级既不同于西方贵族的意识，又不同于中国的官本位，他们是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异军突起的生力军，他们的拼搏精神和经济竞争力之所以能成正比，正归功于他们舍得花钱办教育上。
3、社会、家庭支援教育的奉献精神
能否舍得花钱办眼前见不到利益的教育事业，是衡量一个民族有无长远进取精神的试金石。韩民族之所以能在教育上达到如此迅速的飞跃，一步也离不开从中央政府到百姓家庭的同心协力的经济支援。这可从两方面分析。
第一方面：学校办学。韩国的教育财政一般由3部分组成：(1)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拨款；(2)学生交纳的各种费用及家长交纳的育成会和期成会会费；(3)学校法人和社会的捐助。其中第3部分的潜力最大，特别是企业投资办教育，实行产、学、研结合，已成为韩国政府最喜欢的办学形式。政府鼓励企业直接创办大学，同时给予财政、税收等的政策援助。企业与学术界协同，不仅自己创办大学，也在产学结合中支援企业外的相关大学，形成互动互惠的新结合。在韩国教育投资的构成中，私人投资的比重占了一半左右，其发展趋势将超过政府拨款。正如韩国教育开发院院长韩钟河在回顾韩国光复50年间教育发展的成就时所说：“私人负担的教育费在增长规模上超过了政府的教育经费，它是韩国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没有私人负担的教育投资，韩国初、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目前，韩国的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作为教育经费三大来源的“政府、社会和家庭”，后两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方面：家庭供学。即以父母为经济中心支持子女上学。这是学生得以保持不断升学并热情不减的主要动力。韩国的家庭文化在当今世界很有特色，家庭是保持韩民族优秀传统的堡垒，并不和社会上的西化亦步亦趋。仅在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关系上，韩国就和西方大不相同。在西方，子女到了18岁就要自食其力，开始和父母分居；在韩国，子女18岁还和父母亲密无间，甚至在外出的当天，还要互打电话问询。这里既有东方“望子成龙”文化的共性，也有韩国家庭亲情的特殊。在孩子上学后，大多数父母(尤其是母亲)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子女的培养上。他们辛苦经营小产业，节衣缩食赚小钱，为的是给孩子交学费。孩子高考前些天，母亲就天天到寺庙烧香、磕头，求神保佑。孩子考上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昂贵费用、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额花消，都是父母汗珠摔八瓣儿，甚至是砸锅卖铁挤出来的。从韩国父母支持子女念书的无数感人事迹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深切内涵。难怪韩国学生在毕业论文的谢语中都要专门感谢父母了。
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群的集体活动，它又是提高一个民族未来素质的奉献活动。韩民族在教育奉献上，从官方到百姓，从制度到心灵，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的默契。即使一些父母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子女，但每个家庭的子女都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整个国家的人才工程也就成功了。
4、尊师重教的优良民风
韩国教育的发达与繁荣，源于儒家传统，源于经济动力，源于全民支援，也还源于全民对教师职业的尊重，这也是韩国在全世界极富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
在韩国，教师被全民族看作是神圣的职业，具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教授成为权利的象征，用资金权、进人权、录取学生权、授予学位权、教师晋级权，都由教授会负责，系主任只是服务角色，而不是领导角色。因此，教授在全民族心目中相当于当今中国的“学者型领导”，有双重崇拜价值(既佩服他的学问，又羡慕他的权位)。在大学校园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要靠后一段距离，据说是不能踩教授的身影；教授到学生自习室里，学生要全体起立示礼；学生到教授研究室要事先约好，但不能往教授家里打电话；学校里有教授食堂、教授会馆、教授专门停车场等。在社会上，教授开车去学校赶课，警察要开绿灯；教授去办出国手续，可以说明事情忙而不排队；在机场，教授因书籍、资料超重可以不罚款。
此外，韩国教师的工资待遇也比一般公司职员、机关干部高得多。学校和社会的一般职员、干部月工资100多万韩元，而副教授就有200多万，教授至少是300——400多万。虽然这种月工资仍不如大公司的经理、总裁多，但教授也不会为衣食住行而分忧了。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别的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由总统亲自任命。教授出校从政可当长官、次官(相当于中国的部长、局长)。不愿做了，还可回到学校当教授，因为韩国的教授是65岁退职。有突出成就的教授这边退职那边就进了国家学术院(相当于升为中国的院士)。即使没进学术院，也会被社会各类学院请去当教授，另外的高收入是无须赘述的。至于著名的大学校长，在韩国朝野政界人士心目中本来就享有国务总理的待遇。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出任总理、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出任总理，这已是人所共知了。
全民族全社会对教师的尊敬和优待，无疑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述四条由果溯因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韩国教育的发达是和韩国的民族性有着内在联系的。韩民族一方面继承农业国儒家重教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接受了工业国经济竞争先争人才的现代观念，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融东西方价值取向为一体的民族教育的新路。在这条新路上，有韩国人人格品位的精华，也有韩国人竞争创新的斗志。但从根本上说，教育崇拜是韩民族素质升华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跨越时空的进取精神的一种折射。因为教育作为最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奉献事业，没有全社会的远见卓识，没有全民族的同甘共苦，是很难在产业社会、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就起来的。
在本文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是听听韩国人自己的教育远见：“今日之教育危机就是明日的历史危机。那是因为，今日的年轻一代是明日历史的主人公，教育是决定历史和文明之内容的中心环节。”“伴随信息化、世界化时代的到来，知识和信息量剧增，更新周期加快，保障主体国民有终生学习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有成功的人生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构筑任何人随时随地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学习的‘开放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体制的基础，是时代的要求。”
从这些预见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韩民族文明程度的跃迁。新文明呼唤着新教育，愿在跨世纪的教育竞争中，正在实行“科教兴国”的中华民族能从韩民族身上吸取一点教育的财富。